我和妹妹原本生活在西北部地区一个名叫巫山山脉附近的小县城中，尽管我们在这场疫情里根本做不了什么，除了每天在新闻上看到日益增多的子弟兵牺牲的名单。
所有的交通和外出都被限制，就连我们居住的小区周围，也被拉起了铁栅栏，关键的交通要道每天都会有警察值守，我们需要每天清晨排队接受医疗人员测量体温。
是的，被病毒感染的第一个征兆，就是高烧。
即使在小区里也有可能感染，而一旦有人出现高烧，不仅感染者要被带走隔离，就连他们近几天接触过的人，也会被单独隔离，直到确定排除风险。
口罩成为了最稀缺的战略资源，尽管再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国内还是开启了大量工厂，成批次的口罩被运往国家各地。
我们就这样在小区里生活了将近五个月，然而这五个月里，国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阿美莉卡依旧有人山呼着自由，在大街上嘲笑他国的怯懦，大量人口死亡以及频繁发生的乱子中成为其他旁观国家中最大的笑料。
而西方以及第三世界的国家，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和无法承担抗击疫情的强大供血能力，选择了躺平。
就在第五个月，我们也渐渐感受到了和国外相同的压力，那些恐怖的，凶残的，邪恶的，正在慢慢靠近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是一道兽爪印，它在清晨出现在小区栅栏上，带着殷红的血迹，以及留在原地经久不散的硝烟味。
我们被紧急护送到了城外，爆炸声和枪声即使隔着很远，也能清晰听见。在巫山的地下防御基地，我和妹妹被编进了临时建立的医疗救护小队。
看着每天被送进来和抬出去的子弟兵，他们有的已经四五十岁，是某个儿子或女儿的父亲，也有的只有二十岁，或许是某个女孩的恋人。
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在和谁作战，但是每个受伤的伤员，身上都有着被利爪撕裂，或被利齿咬穿的恐怖伤口，但他们的神情更加耐人寻味，绝望的气息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久待不去。
那时我只是一名医学院的大一学生，刚刚与尸体打交道的我还算镇定，但是妹妹不一样，她只有十七岁，被吓得脸色苍白。
但几周之后，我们便越来越麻木，因为大多伤员在感染后不久就会死亡，而活下来的伤员，也会在后面的战斗中牺牲，我们每天重复着治疗伤员，然后目睹他们赴死，然后再迎接新面孔的到来，看着他们继续赴死。
“我感觉我的心已经死了。”妹妹躲在自己的小行军床上，用军毯包裹着身体蜷缩成小小的一团。那条军毯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军医送给他的，就在之前，他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时候遭遇了袭击，等到他的尸体被送回来时，他的下半截身体已经没了。
“战争是个巨大的绞肉机。”我冷漠着握了握手中的匕首，明天我也将奔赴前线。可是我却并不害怕，相反有一种解脱的畅快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和那些子弟兵一起战斗，我想要看看到底他们到底面对了什么，我觉得我变得不像自己，或许嗜血是我最不愿意接受却存在着的本能，我想将那些杂碎，挫骨扬灰。
这一夜过得无比快，黎明到来之前，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在了基地大门前。对于我的亢奋，负责指挥战斗的杨永志少尉皱了皱眉头，因为我看起来就像个迫不及待出去找死的炮灰。
而和我一队，已经参与了好几次战斗的老周，眼神里竟然有一丝哀伤，他只是将我拉在了他的身后，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除了我，别相信任何人。”
我云里雾里，就这样坐上了被伪装布包裹的大卡车。
我们被部署在城区的一处供电站附近，这里被沙袋重重包围，阵地中心，有四座被拱卫着的防空机枪。
在现代战争中，电能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但却是负累的战略资源，就如同冷兵器战争中的粮仓，你必须派出一部分兵力交替镇守，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后续补给。
我几乎没有看到敌人的尸体，只是在不久后，便听到头顶传来了呼啸声，我看到一只大鸟从空中飞过，那样的体型，我可以清晰看见，它几乎超越了我认知中的鸟类。
老周将手中的烟叼在嘴里，用胳膊顶了顶发呆的我：“别愣着，准备开打了。”
说着，他就从兜里掏出一颗手雷，拔掉了保险。
我学着他的样子，将手雷捏在了手里，但并没有拔掉保险。由于兵力吃紧，我并没有时间去学习笼统的作战方法，所以为了不坑死自己人，我被丢给了老周。杨少尉只有一句话：“老周干嘛，你就干嘛，老周要是跑，你也跟着跑。”
打仗不是死脑筋，敌退我进，敌进我退，像那种一股脑上头的打法，只有弹尽粮绝退无可退的时候才会出现，当然，你要是觉得那种打法太怂了，那我只能敬重你是一条好汉，然后去你家吃席。
对讲机里传来杨少尉的声音：“准备。”
老周半蹲着身子，将脑袋尽量藏在沙袋后面，我也有样学样，但我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颤抖，下腹部有一种说不清的空虚感，尿意和屎意似乎会在下一刻失去括约肌的束缚，一股脑倾泻在裤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