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门类的产业链上下游工厂都蓬勃建设，农场数量也在不断扩张，所有经济单位都按国家、部、局、企业四级垂直管理，统一由中央计划委员会规划，地方政府是插不上手的。原料和需求，产品数量和质量、种类都按人口、地域民俗和社会心理学提前估算。
人的日常消费都有偏好习惯，不会每天都变化，一个月至少有二十天主食相同，其他日子可能想换口味，就按这个比例估算多产出30%~50%左右富余量拖底，即使难免还有部分积压，也比市场化产能过剩浪费少，还可以由沈飞存入空间或卖给系统。
产品质量除了检测机制除了本企业内部控制以外，还要接受下游企业检测，否则出了事也只能为上游企业背祸，日用品还有了消费者定期评价体系，虽然没有淘宝那么方便，用上护法道兵对老客户体验两个月统计一次还是可以的，作为调整产品和奖惩员工的依据。
在人们还饥寒交迫的时候，获得温饱就有相当高的满意度。可是温饱基本解决了以后，继续增加生活物资激励效果就会逐渐递减，要维持工作热情就要有别的办法，定期统计工作成绩，末位“淘汰”是不可能的，就安排扫厕所、清理垃圾等惩罚性事务。
更狠一些的可以安排去边远地区的下游工厂，时间按表现数月到数年不等，期间各种福利待遇调低。对于工作出色的就进行相应的奖励、进修或提拔，有了基本保障以后物质增减反正作用不大了，只是象征性的，其他奖惩手段才发挥主要作用。
下力气最大的还是培养和引导人们对各行业科研、文艺、思想的研究兴趣，不过科学、文学、艺术、思想家养成之后，钻研起来是废寝忘食的，根本不需要奖惩机制监督，相反只能起干扰作用，在各个学校由知名教育家按各自的思路管理，激发研究热情。
后来成长为知名大家的人可以参考历史名单，对已经激发出研究热情的人，除了科学部分暗中提点，避免在科技树上走太多弯路，其他的都放任自流。提供一切研究条件和待遇，不规定研究任务，是教师的连教学工作都缩减或取消，完全自主研究。
对于还没有激发研究热情的人，为了避免无聊，在业余时间引导学习各种知识，开展一些从日常小事和国际国内大新闻的讨论，从评价到对策，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过只要没到人身攻击和上演武行的地步组织者就不会干涉，从中发现和选拔各种人才。
这种业余娱乐和学习已经成了有意引导的方向，因此尽量使用各种机械设备，在一些先进的工厂，简单的机械臂已经取代了人工，开启了初步自动化生产，工作时间也降低到了六到七个小时，，以后会持续降低、业余时间一部分提升专业技能，更多的是培养其他方面兴趣、见识与能力。
在部分工厂的家属区和农场里已经铺设了水管，提供免费的生活用水供应，不花钱自然难免浪费，不过也相当轻微，完全能承受。只要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二十四小时故意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放水。真正的耗水大户需要控制的是一些工业用水量巨大的工厂。
经过三个月实验判断可行以后，生活用水免费也推广到了各个着名学府和部分新建的居民区，成了一项令人眼红的福利，一经出现就比一些租界里豪宅更加抢手，更为一般中产以上市民租赁和购买的住房首选，成了民生变革的一项典范。
新文化运动折腾成那样和政治和历史多方面原因，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满遗猖獗。
因为满遗猖獗，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出了2000起所谓“诋毁前清”、“诋毁皇室”案，有这样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为了避免麻烦没有把矛头对准满清统治的恶果，反而偏离了方向，朝中国古代文化开了火。除此以外，其中还有一层政治争斗的因素。
当时北洋搞出了“天坛宪草”把孔子修身写了进去，想取代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一群前革命党才借机掀起“打倒孔家店”来攻击“天坛宪草”。看掀起新文化运动的人名单，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钱玄同，除了胡适都是前革命党就可见一斑。
如今满遗势力受到重创，满清官方档案和官员私人文集里摘录满清罪恶目前汇编出版了几十册，且有了不少评价论着。同时操作的是搜寻史料还原一些历史真相。古代核心思想中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已经结集出版，雍正组织无耻文人批驳谬论被骂成狗血。
明末幸存下来的各方面成就着作也都整理研究出版，让人们知道了当时中国人视野见识都很开阔，绝大部分欧洲最前沿的科技成果都流传到了中国，本土成果和欧洲的科技水平上各有千秋，而在满清统治三百年欧洲爆发时，中国的成就只剩下大猫小猫三两只。
在这种背景下，当然不会出现主流舆论再把批判矛头指向中国古代文化，对满清的愤怒却是与日俱增。早在上半年就有革命党出身的议员提出宫殿、古董这些都是公产，不能被前清私人占有，已经把他们赶出皇宫，住到别处去了。
而且也通过了法令限制满遗学者，禁止公立学校聘请否认满清确凿罪恶的学者任教，他们只能自娱自乐在一些私立学校和人吵嘴，在私人媒体上发表文章，甚至连王国维和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