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州是革命圣地，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汇聚于此，一开始由于当地条件限制，再加上国军的长期封锁，延州的生活并不好过。
后来随着全体军民在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各项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大大缓解了延州在经济上的困境。
尤其是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盐业的恢复，让延州的进项多了不少，当时国军甚至提出了要“咸死边区”的口号，禁止西按盐贩只能去更远的宁、青地区运盐。
不过延州方面同样有对策，根据西按盐业供应现状，决定盐价不降反提，造成西按盐贩心理恐慌。
提价20%后，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延州坚持不降，盐商算了一下，即使提价20%也比从宁、青贩盐划得来，于是纷纷到延州抢购。
延州目前实行的是小模化的共产主义，但是领导干部跟普通战士还是有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津贴以及伙食上。
周维汉刚到延州的时候，就领了一套生活物品以及当月的津贴。
按照1938年制定的津贴标准：普通战士或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包括一号在内都是五元。
唯有抗大、马院，鲁艺等学校的教员是例外，一些着名的文化人，学者基本上是五十元。
例如，冼星海十五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助教六元，当然发放的都是边区币。
周维汉是团级以上干部，每月津贴五元，由于在抗大任教，每月多给三元教课费，文蔷到延州之后，按照营级干部发放津贴四元，夫妻俩总共十二元。
按照延州的物价，一斤猪肉2角钱、10个鸡蛋1角钱、土布每尺3角、食盐每斗5角8分，可以说非常不错。
按照不同的级别，伙食待遇也不同，分设大、中、小灶。
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中层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
差别仍不大，具体如下：
大灶：每月八次肉，每次四两，馒头每月四次，菜内增油四五钱，碾碎细米，米汤加豆。
中灶：饭以现在水平为准，每天三两肉。
小灶：菜维持现在水平，每日米面各一半，饭菜注意调剂变换。
以周维汉所在的抗大为例，学员们统一住窑洞，洞高一丈余，长两丈余，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能睡十几人。
每人每月发放纸十张、墨水五钱、铅笔两支，报纸一窑一份，煤油灯两人一盏。
高级班(地委与旅以上干部)吃中灶，普通班或中级班吃大灶。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依旧不影响人们对于过年的渴望。
眼瞅着还有几天过年，抗大也给学员放了假，教育长搞来十几头大肥猪，还有不少延安本地的特产。
每个教员能分到五斤猪肉，两斤延州的红枣，两斤核桃，外加十斤小米，三尺土布。
周维汉拎着这些东西，一路上遇见的同志们都喜笑颜开，一进院子，发现和尚、万金刚还有梁大喜都在。
“首长，我们那发了点东西！”和尚咧嘴一笑。
和尚三人都编入了延州卫戍部队中，平时跟着一起训练，待遇为排级，梁大喜年纪小，编制在卫戍部队，但是平时总跟着文蔷。
周维汉闻言点了点头，和尚他们吃的是大灶，平时没办法开伙，所以平时总来周维汉这打秋风。
“那行，晚上都在这吃！”周维汉说完又从兜里掏出来两块钱，嘱咐和尚：“给你两块钱，一块钱买两包烟，剩下一块买点酒回来！”
文蔷和周维汉两人平时都不在家吃饭，住处虽然有厨房，但其实用的并不多，因为两人做饭都不利索。
平时用锅灶最多的其实是杨秀芹，周维汉只好让梁大喜将杨秀芹喊来，如此一来，李云龙自然每次都能蹭上吃喝。
天色稍黑，院子里好不热闹，支在院子里的大锅是猪肉炖粉条子，屋里还有一锅小米饭。
李云龙压低声音：“我在鲁西南那是吃香的喝辣的，这到了延州之后，整天清汤寡水的，肚子里的油硬生生的给我刮干净了！”
李云龙那点津贴没用在改善生活上，全用来买烟了，一包香烟五角钱，每月五块钱的津贴全用来买烟，满打满算也才十包烟。
这年头，类似李云龙这样的老烟枪可不在少数，上级领导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高级干部每个月都能领两条香烟。
几人正说着，院子外突出传来旅长的声音：“李云龙，我就知道你又来周维汉这打秋风，你可是让我好找
啊！”
到了延州之后，因为跟旅长住在一口窑洞里，李云龙也不像以前那般闻声色变，干笑一声：“旅长，我媳妇这算是技术如伙，咱不过是跟着沾光！”
“好啊，那就合着我一个人是打秋风的？告诉你，今天我也是带着东西来的！”旅长说着从棉服里掏出一条香烟：“呐，下个月的香烟我提前预支了！”
与八路军这边的欢声笑语相比，华北派遣军那边可谓是愁容惨淡。
在石原莞尔的指挥之下，华北派遣军拿下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