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北京。
这并不是李弘壁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因为大明发展至今，其实还和以前没什么变化。
发展也发展不起来，百姓富裕也富裕不起来，朝廷还是征收不上赋税。
问题关键就出在这征税之法上面！
征税之法，其实就是商税。
而大明王朝现在，却是根本没有商税这个概念。
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他大力发展农业，不断鼓励人们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帮助更多人脱离食不果腹的困境，成功使得大明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上亿亩，养活了更多百姓。
但是，正因为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太祖朱元璋又制定了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大明商业发展，将商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商人流动性过强，为基层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甚至朱元璋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也就切段了大明与世界各地的联系，限制了工商业发展，限制商品流通，也是为了重农抑商。
在这种大背景下，大明朝的税收主要是由农业支撑，根本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商税体系。
或者说，没有人重视商税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
因为历朝历代都一直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所以自然视农税为重中之重，反倒对商税看不上眼，甚至还极力打压商贾。
发展到现在，朝廷主要的税收来自农税与盐税，其他商税、矿税等杂税只能说聊胜于无。
农税与盐税，也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包括永乐皇帝钱袋子夏元吉在内，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工商业一旦兴起会有多么庞大的力量！
别的暂且不提，一旦进出口贸易成熟，朝廷单单建设一个海关关税，就足以养的起整个大明的全部军队，更何况是全国的工商业税收！
前宋以半壁江山的岁入，那都是大明的几倍，靠着海上贸易赚取的利润，硬生生坚挺了上百年之久，还养活了好几个蛮爹！
都说以史为鉴，大明的精英们不少，为何就看不到这工商业的力量呢？
或者说，他们早就看得到，也很清楚这工商业的力量，只是从来没有当众宣扬！
因为，他们想要独吞这份惊天利益，而不是把这份利益交给朝廷！
每一个富商巨贾背后，都会站着一个大人物，站着一位达官显贵，而这些商贾赚取的利润，大头也全都落入了他们手中。
金陵南京城如此，北京城亦是如此！
那各地州府呢？
难道就不是这样了吗？
官员缙绅一边怒骂商贾追逐名利，是满身铜臭的卑贱之人，一边又从人家身上强取豪夺，吃了个满嘴流油！
尤其是江南士绅！
江浙一带是为全国生丝生产中心，苏州“家杼轴而户纂组”，织造花罗、素罗、缎、绸数十种，杭州成为各地“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东”的基地，嘉兴“蚕桑组绣之技衣食海内”……
毫无疑问，江南手工业极其繁荣发达，但是偏偏朝廷却收不上来赋税！
江南士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士族，而是一整个群体。
这些江南的士族大族，通过科举制度不断将族内杰出子弟输送到朝堂之中，让其在朝堂之上为自己代言，而地方上则是存在着盘根错节、犹如老树根一般的利益输送网络，牢牢的控制乡野府县一方，犹如一颗颗吸食在这个王朝身上的毒瘤，不断的吞噬着这个大明王朝的气运。
他们不只是想方设法地侵占田地，更是将触角伸向了百姓的一切，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全都这些江南士绅的掌控之中。
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大明王朝对读书人的优待，来自于朝廷给予这些读书人的功名！
朝廷想要征收农税与盐税，甚至是商税，这些江南士绅有的是办法逃税避税不交税！
而且倭寇之患为什么始终伴随大明王朝？
还是因为江南士绅，因为他们走私谋利！
既然倭寇都能够乘着他们那小破烂船来到大明沿海地区劫掠袭扰，那大明宽大而且可以逆风而行的战船，为什么不可以去往这些倭寇的老巢呢？
因为海禁，因为大明战船不得出海！
倭患如同顽疾，贯穿于大明王朝的始终，甚至一度被拔高到了与“北虏”齐名的地步，不过明初的倭寇，还不是嘉靖朝那些什么“嘉靖大倭寇”，劫掠的也是山东辽东等地，而不是大明中后期的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等沿岸地带。
这是一直到了嘉靖年间，因为备倭都司日益糜烂，加上倭国进入那劳什子战国时代，幕府将军的势力式微，各地大名混战不休，大量战败武士和奴隶主选择逃亡到海上，劫掠朝鲜中国的沿海百姓。
因此倭寇日益猖獗，他们多以倭国九州等地为大本营，在中国沿海进行劫掠和走私贸易，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受害尤为严重。
明初的倭寇，还是那群朝鲜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