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五，天寒依旧。
柳枝抽出嫩芽，桃树陆续结出花苞。
汴京城内，虽没了年节的气息，但依旧热闹。
身穿襕衫的书生士子背着书箱进入学舍，酒楼茶肆的索唤（即外卖员）小哥提着食盒穿行在大街上。
驿站的步递、马递揣着刚刚出炉的邸报从进奏院奔出，一辆辆载满货物的马车从数道城门驶出，前往全宋各地。
汴河之上，帆樯如云，一艘艘商船驶向远方。
新的一年，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从年节中走出，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
……
与此同时。
辽国皇帝耶律宗真的亲笔道歉信也传到了汴京城。
正如大宋君臣所料。
耶律宗真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正使萧述和副使耶律照的身上。
他称二人擅作主张，不择手段，欺瞒君上，此举严重破坏了宋辽之间的关系。
辽国朝廷必将严惩不贷。
此外。
辽国价值一百二十万贯赎金的物资，已陆续运送到边境榷场。
耶律宗真另送五百只羊向大宋致歉，希望双方共同维护和平，增强商贸交易，互利共赢。
这个结果，基本都在意料之中。
此次，辽国完全输了理。
在他们不敢与大宋掀起战事的前提下，便只能低声下气地致歉赔偿。
……
二月初七，清晨。
苏良来到御史台，泡好一壶茶。
刚打开今日的小报，便看到一个令他皱眉的标题。
“士农工商，国之四民，孰为首，孰为后乎？”
此标题内容，源于昨日一名商人与三名书生的斗殴事件。
昨晚，樊楼。
城西的云锦绸缎庄掌柜上官云，在酒醉之时，手提狼毫，在樊楼的屏风上写下一行字。
“士农工商，商为首，士次之，工第三，农居末。”
刚好，此话被三名书生看到了。
便找其理论。
在书生们眼里，“士农工商”才是正确的顺序，绝对不容更改。
上官云称：商正上行，士正下行，朝廷重商而轻士，实乃必然之势。
双方意见不合，争论无果，趁着酒意，大打出手。
最后都去了开封府。
小报上这篇文章，号召天下百姓讨论一番在当下全宋变法的前提下，士农工商该如何排位。
“无聊！实在是无聊！”苏良撇了撇嘴。
“士农工商”一词，来源于《管子·小匡》，原话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
管仲说此话时，并未排序。
只是道明了普遍存在的四大职业，即：做官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但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士人地位越来越高。
“士农工商”一词。
便有了“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这层意思。
大宋立国后。
士子的地位更是跃升到了另外三种身份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地位。
不过随着商贸的繁荣，商人的地位也飞速提升。
秦汉时。
若为商贾，其子孙甚至要被强征到百越或匈奴打仗。
当时，商人的地位与犯了罪的官吏、入赘的女婿、甚至杀人犯的地位是等同的，极为卑贱。
隋唐时。
商人子弟禁止参加科举，强如诗仙李太白都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不过，在当下的大宋。
商人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位确实早已高于匠人和农人。
再加上，大宋商税已经超过了田亩之税。
商人们逐渐支棱起来。
若不是去年年底禁奢令的颁行，商人们的尾巴能翘到天上。
很多商人都认为——
是因为他们，全宋变法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苏良认为此等排位甚是无聊。
但民间的士子、商人、地主、匠人们可不这么想。
他们觉得全宋变法后，士农工商的地位已发生巨大改变。
谁站在前面。
说明谁对变法更重要。
这种排位，涉及未来每个人的前途，一定是要争一争的。
……
近午时。
朱雀门街南，国子监斜对门。
一座名为“孙记碗茶”的茶馆中。
一群人围绕士农工商的排位问题，正吵得不可开交。
“当下，士子仍是我大宋的中流砥柱，地位完全不可动摇，试问，商人、匠人、农人，懂得治国吗？”
“一派胡言！没有商人交纳大量商税，没有农人种田，没有匠人们制造各种器物，士如何治国？大多数士大夫官员也不过是听从朝廷的意见而贯彻执行而已，将自己戴上一个‘治国’的高帽，还是等到成为宰执后再说吧！”
“我认为，全宋变法之下，士农工商的排位确实应该变一变，商人排在最后一個，我实在不敢苟同，商税已超越田亩之税，商人至少也要排在农人的前面。”
“商人排在最后一个，难道你们自己心里不清